赵云所著《老子化胡经》冲击最大的是谁？自然是本地教派道家和儒家。

之所以称为道家而不是道教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各自为政的道士们的统称，没有形成统一的教派。

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基本特征，儒家主张建功立业、留名青史。标点符号没有产生的时候，往往古人的一篇文章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注解。

就是在标点符号已经被皇家采纳推广的今天，不少大儒们自恃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，还是对古籍有不同的理解，加标点自然也不同。

《老子化胡经》的出现，对儒家尽管有影响，却不是最大的。况且身后站着荀慈明、蔡伯喈两位大神，又出现了杨伯献这样的超神。

不然的话，赵云一出又一出，早就引起儒家的反感，群起而攻之了。

道家人秉承老子“无为而治、亲近自然”的精神，然而，道士们毕竟是凡人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，何况涉及到教义之争。

汉明帝时代，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，五岳诸山道士，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，奋然群起，欲与佛教一较长短。

当时有南岳道士褚善信，西岳道士刘正念，北岳道士桓文度，东岳道士焦德心，嵩岳道士吕惠通，诸山道士费叔才、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。

他们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，见载于佛道论，不欲光头们在中原立足。

惜乎统治者觉得中原的教派一潭死水，道家尽管不联合，却隐然有插手朝政的迹象。下面有争端，才是当政者乐意看到的。

秦、汉以来的方士，到东汉以后，已经渐有道士之称。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，一些出名的还会被朝廷册封，修炼仙道，所谓：“列仙之儒，居山泽间，其形甚癯。”

此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，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，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。

到汉末桓帝、灵帝时代，有沛国人张道陵，初名陵。

其本是太学诸生，博通五经。及其晚年，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，遂学长生之道，自称得黄帝九鼎丹法。

因无资财合药，闻蜀人纯厚，易于教化，与弟子入蜀，居鹄鸣山中，著作道书二十四篇。

陈寿在《三国志?张鲁传》中，称其为“造作道书，以惑百姓，从受学者，出五斗米，故世称米贼。”后世又称其为“五斗米道”。

陵死，子衡行其道；衡死，鲁复行之。

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，已经据有东川，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，设官置吏，皆以鬼神之道命名，俨然为一路诸侯，而执掌的实权。

东川对于巴蜀政局，有举足轻重之势，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。

徐州琅邪国于吉，宫崇诣阙上师。吉先寓居东方，往来吴会，立精舍，烧香读道书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吴会人多事之。

于吉家祖上就是搞道术的，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，他们家的道术应该属于画符施水这一民间流派，不同于生炉炼丹的官方流派。

他家不光专业精熟，而且慈悲为怀，不杀生命，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，专业技术已经很发达，“精苦有逾于昔人”。

于吉专业技术精熟的标志就是那本《太平清领书》，就是所谓的《太平要术》或者称为《太平经》。

如前文所述，这本书是汉顺帝时期由他的徒弟宫崇送到皇宫的，此书装订典雅，所谓“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”。

最奇妙的是书的来历，是于吉在“曲阳泉水上所得”，而且是一本“神书”。

这明显是夸大之词，别说东汉末年纸张还没有普及，这书是写在布帛上的，就算是写在纸上的，放在水面上也早湿成一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