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们有多少军队？”

额尔金皱起眉头，他没想到自己一到香港就遇到这么麻烦的事情。

包令苦笑道：“谈论他们的军队数量根本就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军队，他们全都武装了起来。”

额尔金又道：“那么您认为我们攻下九龙需要多少兵力？”

包令道：“攻打九龙并不难，难的如何面对极端排外的中国人，一旦占领九龙，恐怕我们必须一直驻扎一支军队用来维持治安。”

额尔金叹道：“治安问题啊。”

治安问题一直都是香港的顽疾，以致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发展一直有争议，有人认为这里不值得投资，是浪费资源。

治安坏到了连港督都无法维护自身的安全。

在香港服役的一个龙骑兵中尉后来给他的朋友描述，说香港是“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，我敢说这里是个贼窝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有人在胸前佩戴勋章去街上散步，等他回来时勋章肯定已被抢走我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，也永远不想去另一个类似的地方。”

1856年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叶名琛号召广東消灭夷人，香港当时就混乱了。

当地报纸登载了“华人暴行录”内容包括：“4人被投掷燃烧弹；应为喝过有毒的汤，3名欧洲人短暂昏迷；发现一具无头尸体；皇后大道中席棚起火。”

但这都不算什么，影响最大的，还是一次大型投毒时间，1857年1月15日一名中国面包师在面包中加入大量砒霜，导致大量香港人中毒，但是由于使用的砒霜超过了四倍的量，反而经过奇妙的化学作用，让毒性不太严重了，因为这种分量的砒霜就成为一种催吐剂了。

但依然也有人死亡，一些人呕吐不止，加上水土不服，身体不好的都扛不住，其中就包括包令的夫人。

“过几日就是你夫人的祭日了吧。我跟你一起去跟她献束花。”

提到治安问题，额尔金就想到包令的夫人，针对这件事，他心中其实十分欣赏包令。

因为由于公众大范围中毒时间，当时的公众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，就连当地报纸敦促总督“把裕升面包店所有下毒的伙计统统绞死在店铺门前”。

按照当时的情况，包令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，甚至不需要动用权力，就能将中国面包行的老板张亚霖和一干伙计统统弄死。

但是包令选择了法制。

他选择让法庭决定这些人的命运，并且要求法官给予这些人公正的审判，完善的法制保护了这些人，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，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。不过后来这些面包店伙计还是被关进了监狱，其中42人被囚禁在以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中。

这种类似虐囚似的处罚，平息了大众的愤怒，却激起了治疗中毒的医生们的抗议。

额尔金知道，大英帝国的基石，就在于像包令这种明明守着一个不被政府看好，看不到前途的殖民地，却能始终坚持原则。

朱敬伦后来也听说了这个故事，他也非常感慨，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帝国，绝对不是凭空崛起的。他必然是先拥有，或者锻造出了自己伟大的人民，然后才能铸就伟大的帝国。

朱敬伦从不否认大英帝国骨子里有一种辉煌的伟大，但他绝对不会妄自菲薄，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，也变得伟大起来，甚至要比任何帝国都更伟大，因为朱敬伦坚信他的民族和他的人民，一定能教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。

不过这种伟大，不是孔子一般的伟大，那种伟大是圣人的伟大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一个伟大的帝国治下的伟大民族，必然是平凡的伟大，是普通的伟大，就是如同包令这种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会坚持自己国家原则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，他为什么坚持这些原则，不是以为他伟大，而是因为他认同自己国家的原则是伟大的，是公正的，是应该被执行的，执行这些原则，远远多过他个人的荣辱得失。

只是拥有这种平凡的伟大的人，说到底还是一个个平凡的人，包令也是，他也会痛苦，也会仇恨。

“我讨厌中国人！”

包令说道，可他却一直坚持要跟中国人和平，因为这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，而他是香港总督。

额尔金很认同：“是啊！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，自从我来到东方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，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、藐视、暴行、报复。我们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、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，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利益茫然无知。”

包令说道：“中国人跟印度人一样低等，但中国人比印度人更难沟通啊！”

额尔金道：“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沟通，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。”

两个殖民者感叹着，他们此时完全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，他们抱着一种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荣耀精神来忍受这种屈辱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中国人从来没有请他们来进行沟通，他们强行来沟通，然后还觉得是文明对愚昧的施舍，对方不肯认同，他们还会觉得屈辱和愤怒。

这就是殖民者，他们的道德感，跟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截然不同，而且自以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，就好像他们的上帝一样，只有信仰上帝，否则就该被烧死。

朱敬伦欣赏这种大帝国很多优秀的东西，只有这种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，他从来没有认可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