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来讲，尽管他们跟锦纶堂有一定的竞争关系，但是大家连照面都不打，也还没到生死的地步。可问题是，机器缫丝业在陈启沅的推动下，发展的太迅速了。早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，可是陈启沅的尚书身份让他们顾虑，还不敢下死手。但是随着今年数百家新厂接连开工，这些机器缫丝厂以巨大的胃口吞入市场上的蚕茧，在原材料数量无法短期提高的情况下，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茧价高涨，普通的丝户无法买到合适的蚕茧，锦纶堂的商人收不到生丝，一些作坊无法如期生产。

普通机户人微言轻，但是那些生丝和丝绸商人却财雄势大，眼看着他们的利益被一点点蚕食，而且完全看不到头，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跟他们合作的缫丝厂建立，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危机感。

终于大批富商站不住脚了，他们纷纷找锦纶堂的行首想办法，大家密谋一起出了一笔钱，找人砸了陈启沅家的丝厂。

为什么要砸陈启沅家的丝厂，不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家，而且因为整个机器缫丝业就是陈启沅极力推动的，哪怕陈启沅是工部尚书，他们也顾不到了，当陈启沅跟朱敬伦出国之后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于是立马找上了市井上的帮会，出巨资让他们出手。

由于收到了一个难以拒绝的价格，这些帮会不但一开始就严厉保密，甚至连动手的人都不知道背后是谁在主使，更是让大家都抽了生死签，那些去砸丝厂的小头目，一个个可以说都是死士，他们如果敢背叛，江湖规矩是要三刀六洞的，关键是他们的家人也被人控制了。

越审越是让人惊心，最后刑部尚书觉得自己都兜不住了，他甚至不敢按照章程进行公检程序，他背不动这个锅，赶紧向陈芝廷汇报，陈芝廷得知后，立马报告给朱敬伦，陈芝廷也觉得这件事干系太大了。

一个商业行会，竟然让宰相身份的尚书令都感到烫手，这一点都不小题大做。

因为这个锦纶堂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。

清初，广東的桑葚鱼塘模式开始普及，导致生丝生产大大增加，加上广州一口通商，桑葚鱼塘供应的充足茧料加上洋商到来带来的巨大市场，大大推动了广州的丝织行业，经过康熙一朝的发展，广州的丝织商铺多达数百家。

数目这么庞大的商铺，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，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套规矩，按照中国传统，是大家凑钱建立一个会馆，组建一个行会，对行业内部进行约束，参加行会的成员称作行东，大家共同推举出的为首者称作行首，对内行东和行首们商定规矩，大家一起遵守，避免恶性竞争，对外，一旦有纠纷，则大家一起出钱，由行首出面打理，凝聚起来的商业行会，让他们的力量大增，不管是面对来自官方的搜刮，还是面对流氓的勒索，他们都更有力量对抗，同时避免了恶性竞争之后，行业利益也得到了保障，他们的收益更丰厚，又更有力量保护自己了。

显然这是一种带有自发、自治性质的非官方组织，在各个成熟的行业中普遍存在。

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会，那倒也不至于让宰相都觉得棘手，锦纶堂不普通，非常的不普通，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会，而是一个行会联盟，最先是雍正年间，广州一些丝织商铺和丝织工人共同捐资兴建的这个会馆，他涵盖了当时丝织行业的各个环节的利益群体，当时出资的就有1338个商铺号和个人。

但这个会馆，可不是给某个行业来用的，一开始的名字是广州丝织行业东家会馆，是由各个行业有头有脸的东家，行东坐在一起开会用的，当时出资和以后历次休整出资记录中包括的行会线纱行、洋货敦仁行、洋货接织行、朝蟒行、宫宁线平行、金彩接织行、素线接织行、元青接织行、花八丝行、接织洋货行等十余个行业的行会，不是以单一行会，而是以行会联盟的形势出现，这在广州可是独一份。

正因为他包含的行业太多太齐全，因此建立之后力量十分强大。

对内，丝织业的不同行业，定期在这里进行沟通，商定各个环节的流通价格，可以说从蚕茧、到生丝，再到丝绸，刺绣等等跟丝有关的产品的价格，几乎都是在这个会馆中决定的。

即便是被官府授予独家贸易出口权力的十三行，在面对锦纶堂的时候，也非常棘手。十三行也在西关一带，巧合的是就跟锦纶会馆面对面。

于是每年当到了桑蚕和贸易季节，都是锦纶堂的各个行东先在锦纶堂开会，等他们商议好了今年丝织品的价格，然后才会跟对面的十三行沟通出口给洋人的货物价格，当然十三行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，让洋人可以跟锦纶堂讨价还价的作用，可跟其他行业十三行基本上就能决定价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，可以说，至少在丝织行业，市场话语权不在十三行，而在锦纶堂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