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工业企业提供丰厚的税收，经过赫德的税收调整，工业企业的纳税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两，成为仅次于消费税的单项税收，当然临时性的纳妾税不包括在内，那个才是第一大税收。

相比于缫丝、纺织等轻工业，大明的重工业呈现的状态则是畸形发展。

与轻工业承受了两次工业危机不同，以兵工厂为代表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，因为战争，不管是太平天国的战争，还是大明跟法国的战争，恰好都发生在经济危机期间。

战争带给重工业极大的红利，战争期间重工业不但没有缩减，反而攫取了暴利，大幅度扩张。

兵工厂作为最大的机械工业企业，工人人数已经达到二十万，而且每年还在以两到三万增长。

兵工厂这个龙头企业的扩张，让机械工业整体呈现增长态势，但整个行业却过于集中，中小企业大受打压，始终都发展不起来，形成了兵工厂这样的垄断巨头，和大批只能以修理设备为生的小型作坊并存，中间严重缺少中型专业化工厂的畸形状态。

这种产业形态，显然是不正常的发展轨迹造成的，不是一个良性的产业体系。

造船业其实也有这种现象，受到战争、救灾等刺激，突然暴涨，然后陷入过剩危机。但总体来说，造船工业却是有大有小，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的。大工厂有兵工厂的造船厂，有同文行的造船厂，中型的有陈联泰这种民间机械企业资本，福州造船厂，怡和洋行的合资船厂，小型的有一大批依托港口承包维修船舶业务的造船厂，生态体系相对齐全。

另一项产业，则比机械工业还要集中，那就是铁路业。大明铁路公司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特效铁路公司，是唯一垄断铁路业务的一家公司。唐廷枢主持这家公司以来，利用资本市场融资，大规模扩张。密集施工修建了广州到上海的铁路，广州到桂林，广州到南宁铁路，即便是经济危机期间，也没有停止扩展的步伐，因为对于一个严重缺乏交通设施的国家，铁路业带来的上百倍的交通效益提升，完全可以抵御经济危机对货运量下降的冲击。

广州到桂林铁路已经完工。到南宁铁路已经跟云南铁路对接，战争期间，大量欧洲和印度商品从铁路进入大明，大明商品从铁路进入印度洋，让这条铁路的效益惊人。年盈利高达两百多万两银子，这还是在跟英国铁路公司分成的情况下。广州到上海的铁路，已经修建了八年，今年就会通车，已经通车的路段，已经带来了相当的营业额，比如杭甬铁路，就是最先修筑，也最先盈利的路段。

从广州到上海，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路线，之所以修了八年时间，不能说经济危机对铁路的修建没有影响，但跟唐廷枢的经营理念也有莫大的关系。

他最先集中修筑的都是盈利前景最好的路线，比如最先动工的不是从九龙往福建去的路段，而是先修宁波跟杭州路段、上海跟杭州路段、以及从九江通往武汉的路段，在这些盈利叫好的路段上，他不惜砸下重金，甚至用五百万美元的价格雇佣卡内基公司建造汉口长江大桥。

可是在山地路段的福健路段，粤北山区路段，动工就十分缓慢，因为这里投资成本大，预期收益低，所以直到沪杭路段、杭甬路段、江汉路段都通车之后，才开始修建连接福州、厦门等港口的区间铁路，这些口岸铁路修通之后，最后才开始修建山区路段。

这样的经营思路，固然让铁路建设的成本降到最低，利润达到最高，可是修建速度却大大下降。

1886年以后，经济危机结束，全世界的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。从1885年到1892年，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，是上次高峰期的两倍。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 75万公里，比上次铁路高涨期多一半。

但大明铁路修筑速度，反而不如救灾期间的速度，总共修建的里程数不过3000公里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速度，更不用说跟美国相比了。

而且唐廷枢虽然主管铁路公司，铁路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当优良，可是他本人似乎并不看重铁路公司的股份，他将大量资本投入其他产业，依托铁路公司他在河南和山西开发了大量矿产，跟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关系，让他的开矿事业有政治后台，同时也给这些后台大量股份和分红。

他在东莞投资棉纱工业，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棉纱企业。相比于固定投资周期长，见效慢的铁路业，他显然更喜欢轻工业这种投资小，见效快的短平快产业，显然唐廷枢是以商业的思路在经营的，追求的是成本最低化，利润最大化。

所以他不增加在铁路公司的股份，还一次次通过发行新股融资，降低了自己的股份，目前唐廷枢在铁路公司的股份，已经下降到了半成，可是他依然是最大的个人股东，依然是铁路公司的总裁。

铁路公司的股份，对他来说可能只是谋求一个控制权，而不是什么预期收益。通过控制铁路，他打造了一个以矿产、轻纺等围绕铁路业务经营的产业集团。事实上，唐廷枢已经通过经营铁路，从一个大买办，转型成了一个企业财团。

而且唐廷枢的企业财团，还在不断的扩张新项目，炼钢和航运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