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家辉没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，转换了一个话题，“不会是因为这个建议的出乎意料，就让你暗下离开的决心吧？换言之，也就像媒体对你的询问：你为什么要离开青基会？”

陆俊生稍稍整理了一下思路，然后才慢慢的答道：“导致最后我下决心提出离开的，不是一件两件事，而是几件事：首先是良心不安。为了催款，各地青基会财务部甚至秘书长常常会打来长途电话，一是要找邹小达，二是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相关领导，三是直接找到财务部，希望财务部尽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、建校款拨下去。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指标、又有了名额，知道捐款已经到达我们的账户，而且他们还会告诉我说邹秘书长已经说过，他没有没意见，早就通知财务部尽快把款拨下去了。责任完全推到财务部来了，转达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财务部掐住了，是财务部还没办好。可基层的同志们哪里知道，不是财务部趁机刁难不拨款，实在是青基会的账户上没钱，真的没钱！但你又不能捅出去，我总不能说：对不起了，捐款早让邹秘书长全拿去投资了，暂时收不回来，你们只能再等等……。我那时要是这么实话实说，邹小达还不把我往死里整？”

“你首先不是心里不安，而应该是痛苦。”

陆俊生点头，道：“痛苦，真的是痛苦。什么东北、西部这些贫困省市的基金会秘书长有时言辞恳切，说希望小学的工程建设有周期，冬季开工困难，错过了开工期，一等就是一年，请求我们财务部务必于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拨下去，听人家这样恳求，我是束手无策啊，既不能说实话，也没钱拨下去，只能编个谎话：我争取尽快给你们拨下去。怎么尽快？这一尽快就不知拖到猴年马月去了，这得看账户上有没有钱才能决定啊！这是我担任希望工程财务部负责人之后的最大难处。刚开始，我还一边忍受一边期盼，盼望邹小达的投资能够有收益，有回报，能够及时填平帐户。可到了后来，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了，再也不忍心去接人家的催款电话了。坦率的讲，做普通会计，肩上没那么多压力；等邹小达真的提拔了我，我才感觉这副部长主持工作的差事，根本没法干。”

“不是没法干，是没法正常干。”

曾家辉总在陆俊生的话中插上那么一两句话，既算是安慰，也算是为了营造谈话的良好氛围，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，了解到其中更多的内情。

分管领导不同于审查组长，他需要的不仅是对过去工作的了解，更重要的是对今后管理上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，有资可鉴那才是重点。

“第二件事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募集、管理希望工程巨额捐款的青基会财务部，却无权管理本基金会的所有财务往来。青基会的账户比较多，不少账目往来根本就不归财务管。例如，基金部负责捐款的保值、增值，负责希望工程基金的投资运作，基金部直接归邹小达管，除非投资失败了要平帐，他才会来找财务部。基金会办公室也有自己的单独账本，有保险柜，那是邹小达的小金库，凡不便在财务计账的收与支，都由邹小达批准，由办公室主任单独负责。第三件事，就是有一次我发现基金部部长拿了基金会的钱去炒股，而且帐目存在问题，于是我专门写了书面报告，建议邹小达授权财务部把炒股一事好好查查。可结果呢，邹小达不但不支持，反而把我臭骂一顿。消息传到基金部，人家是指桑骂槐的骂我一两年。这件事，终于促使我正式想到了调离基金会。第四件事，邹小达等人用捐款悄悄给几位领导买房的事，是后来才暴露出来的。另外，邹小达和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单位的女员工搞婚外恋，结果闹得人家寻死觅活自杀未遂的事也发生了。女员工在京城没有家人，结果邹小达只好动员和组织青基会的几名职工去医院轮流陪护、看望和劝慰，我也被叫去了，我听这位女员工诉说了的许多事，这让邹小达在我心中的形象慢慢发生了转变，很失望啊。第五件事，我也听到了许多忠告，一些过去在财务部负责的同志或者一些朋友一再提醒我，让我小心，说邹小达的有些做法迟早要出大事，让我不要陷进去！这些话不用提醒，我也能判断出来，如果自己不想跟着出事，唯有离开啊。”